陈毓贤:柯庆明笔下早年的台大中文系

陈毓贤:柯庆明笔下早年的台大中文系


柯庆明教授可以说一生都在台湾大学度过。父亲是台大医学院教授,所以他在台大分配给他父亲住的宅院里长大,后来在台大念书,教书,今年四月在台大他和张淑香住的宿舍里跌了一跤后不治而亡。他著作很多,我细看了两本。一本是三年前出的《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指出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受了西方观念的影响,不知不觉地把古代的实用文类摈弃在文学领域之外,似乎除了诗词小说和戏剧以外,都不算文学,等于把《昭明文选》里泰半的作品淘汰了;他提倡我们重新把古代实用文类的美文视为文学。庆明主要研究现代文学,但这本书可能是他对学术最大的贡献。另一本是1999年出版的《昔往的辉光》 。
 
 
 
《昔往的光辉》分章谈台静农、郑骞、叶庆炳、屈万里、齐邦媛等师友。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回忆中零零碎碎地披露了台大中文系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因其涉及中国文学应怎么学、怎么教,范畴应怎么划分、学生应如何评估、系务应如何处理。在同一个时期内,我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朗诺就读于加大圣芭芭拉校区的“日耳曼、东方与斯拉夫语文系”和哈佛东亚系,我们当时学业的进展都受各学府对这些问题处理的方法所左右。
 
 
 
左起:张淑香、陈毓贤、柯庆明、艾朗诺,台北,2016年
 
据其网站介绍,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前身是大日本帝国政府1928年设立台北帝国大学后,次年所办的的“东洋文学讲座”,内容以中国文学为主,聘请了久保得二和神田喜一郎等日本著名汉学家担任教授。久保在台任教期间筹组了“南雅诗社”,创作了大量的汉诗汉文;神田研究成果很可观;而久保和神田丰富的藏书后来归台大所有,至今仍为学者参考利用。然而,约十五间只培养出三位毕业生。
 
庆明1964年上台大时,教他大一国文的是台大中文系1950年第一位毕业生叶庆炳,班导师也是他。他用《史记》和《左传》做教材,讲到《左传》重耳离齐时要学生把它改成小说,以揣摩人物的心理,并出如“晨光中的校园”之类的题目命学生作文,以培养他们观察的能力。庆明一向成绩优越,作文没得到最高分数有点不服气,见他批道:“文章所以动人,并不在于词藻意象的堆砌……”,才如当头棒喝。为改进庆明欧化的语法与堆砌的习惯,叶庆炳规定他稿纸每一行都须有个句点。有一次全班到阳明山郊游,庆明见落红被践踏得狼藉不堪,脱口说出:“看到花朵被踩成那样,实在很难过。”叶庆炳则说:“柯庆明啊,你会为花难过,可见你是真的适合学文学的人!”庆明本来要透过古书研究中国思想,受了这句话的鼓励便转向文学,除作业外交了数十篇作文给老师;叶庆炳大概很重视这学生,都耐心地替他修改。之后庆明没再上过叶庆炳的课,但教大二诗词的叶嘉莹,与教大三元明戏剧的郑骞,都和叶庆炳同一个办公室,所以继续相见。叶庆炳正在写《中国文学史》,便请庆明帮他校对,知道他上的文学史只讲到唐代的古文运动,特意让庆明从宋代校起。
 
 
 
台静农
 
教庆明大二文学史的就是从1948年至1968年当系主任的台静农,庆明为他既尊贵又舒坦的风姿所倾倒,总找机会亲近他。台静农介绍学生看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与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讲的却和这些书不一样,只把资料写在黑板上,而且只讲到唐代。他大三教《楚辞》时则油印讲义给他们。庆明后来才知道台教授自己也在写中国文学史,写到唐代。
 
有一次某学生得了文艺奖,台静农说:“现在世代真是变了,写小说还可以得到大笔奖金,哈哈哈,从前写小说还得坐监牢!”那时候庆明和同学们热烈地讨论张爱玲、朱西宁、司马中原等当代作家,却不知道他们的老师也曾以写小说闻名,并为言论屡次坐牢。台静农和鲁迅有很密切的关系,而鲁迅在台湾是犯禁的,所以台静农执意保持低姿态,不谈过去,不出书。到了八十年代,他的杂文集、学术论文集才陆续面世。《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终于在台湾再版时,他平静地说:“五十年了,没想到还找得到!”
 
台静农上课很严肃,但私下很轻松,学生信任他,向他抱怨某兼差先生教学不力,他劝诫无效就不再聘请了。庆明和其他同学又向他提出中文系必修的地学通论对他们无用,希望改为心理学,他们大四时那一年果然改了。那时台大外文系毕业的王文兴在美国读了个硕士回来,台静农听说他没找到事便向英语系提议,两系各出半个名额请他回台大,让他为中文系学生开英美现代文学的课。王文兴此时主编的《现代文学》本来是外文系前后同学办的,主要介绍西方文学趋势;因此机缘推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号》,中文系的师生都有文章介入,无意中打破了中文系里古代和现代间的藩篱,中文系也不再把考据视为唯一正当的研究方法了。
 
庆明读大四时,做了个同学们都觉得很愚蠢的决定,选修只有两个学分的毕业论文,并请非常忙碌的台静农指导,和他商定的题目是“王维研究”。他打算把刚学到的一些欧美文学理论与心理分析都用上,去向台静农请示,支支吾吾说不清,自己都想放弃了,台静农却把他带到有黑板的地方,要他在黑板上整理出各个观点之间有什么关联及其推理过程。结果庆明花了十个月,每晚都弄到深夜,才完成原计划中的三分之一,匆匆以“王维诗研究”为题交上就去金门服兵役了。当了一年兵回来,因论文没好好地写,又没及时申请研究院,已另作打算,台静农却通知他系里有缺,鼓励他申请当助教。把附有许多批语的论文交还庆明时,当面告诫他说,探讨问题宁可平实,切忌穿凿。
 
庆明回到系里当助教,虽然知道自己以后会升为讲师,仍觉得不上研究院不太有面子,台静农却对他说他已经会做研究了,何必再占一个别人求学的机会? 不必浪费时间为考试而念书。
 
 
 
庆明当助教,是辅助继台静农做系主任的的屈万里,前后四年。他曾上过屈万里的《尚书》课,屈万里也对庆明说:“博士、硕士学位只是一块敲门砖;你已经进到了门内,重要的是作一辈子的真学问,可以不必再去磨砖了!”他每次考评各校厚厚的博士论文,就顺口说:“又是一块砖头。”遇到有值得庆明参考的,总留给庆明看。
 
屈万里是学界一位传奇人物,最高学历是曾在北平郁文学院读过书,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所野鸡大学,我在那里挂单过一年。”然而他旧学根基异常深厚,而且办事能力特别强。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是山东省立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协助馆长将金石器物、书籍、书法、名画、拓本等运往四川万县保存。1940年蒋复璁创办中央图书馆,屈万里成了蒋的助手,次年知悉中央研究院有个助理员的缺,整理殷墟发掘近四千块的甲骨文残片,便不顾薪酬只有本来的一半,决定去就任,蒋复璁百般劝阻都没用。他花了三年苦工,默默地把许多碎片凑成完整的甲骨,耐心辨析上面的文字,继李济的《殷墟文字甲编》之后发表了《殷墟文字甲编考释》,成了甲骨文权威,并开始把考古得来的新知识用在研究《周易》、《诗经》等古籍上。傅斯年主掌台湾大学时,他又成了傅斯年的助手。
 
屈万里坚持自己替造访他的客人倒茶,说:“我自己倒茶是主任招待客人,和你来倒茶意义不一样!”庆明负责接听系里唯一的一架电话,管理四百多个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注册与资料,挨家挨户地给系里四五十位教师送聘书,抄录以系主任名义所发的公文;公文起初是屈万里拟稿庆明抄录,后来是庆明拟稿经屈万里过目后发出。此外,庆明还管理系里供师生查阅的二十五史及其他参考书;他加添了一些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趁地利之便随时检阅。
 
屈万里趋向于把古籍都当史料看待,对“文学”的了解,是采“文章博学”的广义。把中文系视为中国文化系,相当于所谓“国学”。他要硕士生修“中国学术史”,博士班修“文史资料讨论”。然而他也要所有的学生修“高级英文”, 强调研究中国文化须参考外国的方法和成果,并请在台研究的汉学家开“西洋汉学名著选读”的课。
 
据庆明说,台大中文系有两项变革和他的建言有关。那时系里硕士班每年招收十名,博士班招收三名,“教育部”另送来的外籍生远超这数目,但一共只拨了六个教师员额,没有特别为研究生开课,这些硕士生博士生只好和本科生一起上些选修课。庆明恰恰和几位从德国来的留学生分租房子,知悉在德国的研究生上的课程都是讨论课,便向屈万里建议把系、所的课程分开,前者以演讲为主,后者以讨论为主。屈万里说:“要加开这么多课,师资从哪里来?”庆明说那些学有专精的中年或比较年轻的先生都还在教大一国文,也许他们愿意加钟点,把研究成果和同学分享。屈万里说如果他开口,这些人就不好拒绝了,请庆明探问他们有没意愿,结果头一年就得到六七位先生志愿为研究生教讨论课。后来校方要求中文系增设“夜间部”,屈万里又为了师资短缺打算拒绝,庆明替他打听一些年轻教师不介意在夜间部发挥他们的专长,便成立了各领域齐全的中文系夜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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